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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发】他一个人创办了三所中国顶尖大学!他的百岁照片挂在每一个照相馆

肖海俊         
2020-01-07 06:50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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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一个人创办了三所中国顶尖大学!他的百岁照片挂在每一个照相馆

文史哲司 2020-01-04 16:48:57

【阅读准备】 

马相伯(1840—1939), 祖籍江苏丹阳,生于丹阳马家村(今江苏丹阳),中国著名教育家,震旦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复旦中学、向明中学创始人兼首任校长,爱国人士,耶稣会神学博士。杰出教育家蔡元培、民国高官于右任、邵力子为其弟子。后人辑有《马相伯先生文集》。 其故居有江苏丹阳、丹徒和上海徐家汇、松江泗泾等地。

他一个人创办了三所中国顶尖大学!他的百岁照片挂在每一个照相馆


1939年4月,《良友》杂志第150期封面人物,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百岁大寿星,国民政府给他褒奖令,称赞他为“爱国老人”,中共中央从延安发贺电,誉之为“国家之光,人类之瑞”。与此同时,这位百岁寿星的“福相”,几乎被挂在每个照相馆里,给抗战中的艰难人们一种精神上的鼓舞。这位老人,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——马相伯。

一个百岁老人,何以能登上风靡全球华人世界杂志的封面,更何以能够得到国共两党高层的一致爱戴呢?

他的魅力,不在百岁,而在“博学”、“爱国”与“兴学”,其动人的故事,说不完道不尽。有人把他的一生概括为三个阶段:前三十年,给了宗教;中间三十年,致力于政治;后四十年,为教育呕心沥血。似乎有些道理,但不尽然,我想透过“教育”这个窗口,窥斑见豹,让大家领略一下这位百岁老人惊人的风采。

1876年,马相伯离开耶稣会,以天下无人能比的全才身份,登上了大清帝国内政外交的政治舞台,与弟弟马建忠一道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,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。

1896年,马建忠参与《马关条约》谈判,一时间,马氏兄弟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卖国贼,甚至被人谣传为李鸿章的私生子,或者根本就是外国人,因为马氏兄弟懂多门外语,且曾是天主教徒。

1897年,58岁的马相伯,历经了妻子和长子的海难之痛,聆听了母亲临终对他这个非神甫的儿子之骂,似乎看破了自己的天命,大梦初觉醒,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,决定重返教会。

马相伯自以为人到暮年,大限将至,意在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,于是,将自己3000亩田产全部捐献给耶稣会,并立下字据,“自献之后,永无反悔”,一来作为重返教会的交换条件,二来为实现自己的办学梦想,作为创办“中西大学堂”的基金。他万万没有料到,自己还有40年的时间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伟大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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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伯捐献财产字据手抄件(部分),存于上海档案馆

早在1886年,马相伯借赴美借款之机,去了一趟欧洲,考察了几所著名学府,大发感叹:“自强之道,以作育人为本;求才之道,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。”或许,“教育报国”之志,就此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间。

  1902年,他以“中西大学堂”理念,创办震旦学院。“震旦”为梵文,“中国”之谓,含“东方日出,前途无量”之意。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,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。梁启超曾著文祝贺:“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,吾欲狂喜。”

 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,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。1904年,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,化名“刘学裕”入学。

  此后,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,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,引发“震旦学潮”。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,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。“复旦”之语,出于古诗《卿云歌》:“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”,且含“恢复我震旦,复兴我中华”之双重寓意。1917年,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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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相伯和震旦学院师生合影(图正中为马相伯)

  1925年,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,次年改称辅仁大学,马相伯参与其事,贡献良多。他寄语辅仁大学:“齐驱欧美,或更驾而上之。”

 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,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,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。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,还在于他年近百岁,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,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。正如他的弟子、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:“相伯先生的精神,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。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,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,都在此。”

  面对如此尊荣,马相伯却有些落寞。寿辰之后不久,一日,胡愈之来访,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:“我是一只狗,只会叫,叫了一百年,还没有把中国叫醒。”胡愈之听后,感慨唏嘘,无以为言。

 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“叫声”。1906年,马相伯赴日,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,勉励留学生:“爱国不忘读书,读书不忘爱国。”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,誉他为“中国第一位演说家”。

  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第三天,他慷慨激昂发表抗日言论:“噩耗传来,天地变色!国家危难至斯,诚达极巅……虽自顾老迈,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”。 91岁的马相伯一腿已经不便,让人搀扶着,挥毫写字,写一副对联书卖50元,写一个“寿”卖30元,一直到写不动为止,共得10万元,全部捐给前线将士。

从1932年11月起,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。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“绿野堂”,已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他发表《钢铁政策》广播演说,呼吁国人立即行动,誓死抗击日本侵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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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马相伯手书“还我河山”)

1937年11月,日寇攻陷上海,马相伯绕道去往昆明,在路经越南谅山时,因病留居。

1939年,他在异国度过了百岁诞辰,民国政府及各地机关和团体都遥祝他百龄典礼。延安也致贺电,称他为“国家之光,人类之瑞”。
他却说:“国无宁日,民不聊生,老朽何为,流离异域。正愧无德无功,每嫌多寿多辱!”于是把各方赠送的寿礼全部犒慰伤兵。
病重间,他感慨:“自出生之日,我中华无日不在忧患中煎熬。”
有人去采访他,许久沉默,他回顾自己的百年人生,突然泣不成声,说:“我只是一只狗啊,只会叫,叫了一百年,还没有把中国叫醒!”
1939年11月4日,马相伯溘然长逝,客死他乡,举国哀悼。

1952年,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,安葬于当时新泾区(今长宁区境内)息焉公墓。1984年4月6日,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。

  马相伯逝世后,弟子于右任敬挽:“光荣归上帝,生死护中华”。

  马相伯另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:1936年,沈钧儒、邹韬奋等“七君子”入狱,马相伯多方营救。次年七人获释后,前往看望马相伯,合影留念。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“惟公马首是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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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,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。照片上,马相伯在众人簇拥下,端坐正中,尽现人瑞之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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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相伯和孙女

附录:《马相伯与震旦、复旦之种种——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》

(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笔录)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我离开京畿,回到上海徐家汇,重新过我的书呆子的生活。当时蔡孑民(蔡元培,号孑民——编者注)先生在南洋公学(即现在之交通大学)任教,要跟我学拉丁文,我告诉他: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,大学而外,各学校都不大注重,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。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,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,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,西洋一切古代文化,若果不通拉丁文,那就无从了解。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,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。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,学习外国语,若果要指望它有用,那非较长时间不可;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,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。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,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,我有时还未醒,便被他从梦中叫醒,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,我每天早上要祈祷,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,没有办法可以更改。因为这两个理由,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,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,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。孑民先生深以为然,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,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,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,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,我没法,只好教了。

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,都在背后笑我们,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?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,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。4个月后,经过考试,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,说得出来,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,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。还有,我教他们,除了拉丁文外,还有法文和数学,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,他们全部学过了。我说:你们且慢,等待我教一点,你们才说。我的教法,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。譬如,数学,我教他们加减乘除,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,并且教他们原理,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,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,他们都很能领悟。其中很有几个,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。

后来我又教他们哲学,凡哲学术语,一本拉丁,“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,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烁今之爱知学也”。

从创办震旦到退出

我教了24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,于是风声所播,各省有志之士,远之如云南、四川、陕西、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,这些来学的当中,有八个少壮的翰林,二十几个孝廉公。这样一来,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,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,实具有西欧专科学校的性质,名之曰“震旦学院”,于1903年开校。我们当时以为这样的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,借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、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,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:崇尚科学,注重文艺,不谈教理。

我办震旦时,有一桩事业是可以告世人的,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。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,简直有些颟顸,譬如,他们教英文,一开始就教文句,而不教拼法,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;我从拼音字母教起,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。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,浅薄鄙俗、毫无意义。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,给学生讲习,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。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,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,指定题目,先由一人登台讲演,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,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,互相观摩,大家都很有兴趣。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。当我创办震旦时,有些人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,待我把学校办成,他们却又“见猎心喜”,对于我的主张,动辄加以阻挠,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,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。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,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,甚至三四十岁的,只要他们诚心来学,程度相当,皆应一视同仁,尽量收纳。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。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,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,因为他们学了一点,马上到社会上去,就有用。

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,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校方意见不合,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,这就是现在的“复旦”。

复旦的创办

1905年,复旦公学成立。初办的时候,学校经济非常艰窘,又没有校址。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,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,地方很宏敞,既远城市,可以避尘嚣;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。大家决定了,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,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,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,他回电很鼓励我们,吴淞旧镇衙署照拨,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。

我在复旦(以前也是这样)对学生非常爱护,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,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,有了困难,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。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,几乎要起哄,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,道: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,而是来求学的;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,而应以社会为家庭……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,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,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的了。

在我创办复旦的时候,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(1872—1947)先生推荐给我。李登辉本是华侨,15岁赴新加坡读书,19岁赴美读书,27岁获文学士学位。1905年,他赴上海,担任复旦公学总教习,我始而请他教英文,后于1913年我辞去校长的职务,李登辉便继任校长。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,李登辉仍担任校长,复旦大学不断扩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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